早些年，已有法理学者们从法学方法论的角度写过法教义学的论文。

(29)立法的权力是属于人民公意，且只能属于人民公意。作为一个经验性概念，就可以通过小人物来反观大历史。

1922年李大钊在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一文中讲到：democracy原意为人民的统治，但资产阶级所用之人民具有虚假性，仅指中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的democracy才符合其原意。(39)最初的社会学就是将生物有机体与社会结构做一种细致的类比，实际上是从生物世界中寻找人民联合的秘密。但不可忽略的是，做学术与做学问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往往趋向于学术产品，因而必须得出某个结果。托克维尔在比较英美法等国的法学家精神时这样说：在美国，几乎所有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13)那么，排除了上述因素的法律科学需要什么来塑造自身呢？这就是通过价值中立和逻辑周延的方法去形塑法律规范、阐释法律的真实内涵。

或者简单地说，就是追问法教义学在当前中国是否具备政治法话语意义上的可靠性？当前中国法律文本体系是否具备被教义化的基础和能力？要知道，如果不具备这种能力，不面对基本的社会事实，强行教义化可能是一场官方立场与民间诉求继续走向分裂的灾难。在中国法治发展进程中，法学家们如果不善于调和社会事实与政治话语之间的深刻矛盾，不从人民联合出发为国家和民众达成相互妥协提供一种高超的智慧，那就只能像霍布斯所警告的那样，将正当性话语权从法学家们的私人手中夺回去了。但是，欧洲人权法院最终认可了德国政府的观点，即这种对凯瑞蒙涉及犯罪事实的参考是不可或缺的，这有助于前案三名共同被告人们在犯罪中起到的作用，并能准确为他们定罪量刑。

[25] 易延友：《论无罪推定的涵义与刑事诉讼法的完善》，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1期，第19页。在前案审理中，地方法院对整个判决进行了完整而全面的说理。法院发现：G通过创建和维护一个复杂的结构来隐瞒慈善款用途的事实，大多数捐赠者因为Deniz Feneri发布慈善广告的目的而捐款，却被G、凯瑞蒙和其他人用于私营企业的创业活动并成为股东。宪法法院重申，根据《基本法》保障的无罪推定原则而建立起来的判例法，对事先没有经过公正审判的犯罪嫌疑人不能定罪，也不能采取任何惩罚措施。

参见林喜芬：《中国确立了何种无罪推定原则?——基于 2012 年刑诉法修订的解读》，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132页。重庆市第三中院所引证的事实是上级法院裁决和认可的事实。

2008年11月25日，判决书公布在地区法院网站上。综合全案，有5位法官认为在判决书中涉及凯瑞蒙的描述未超出起诉及庭审调查的范围，描述内容不仅需要客观陈述，对涉及主观因素的评价也是必要和适当的。而这些对于完善我国禁止公权机构审前预断的内涵、彰显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刑事诉讼理念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然而，在刑事诉讼中无罪推定原则并没有阻止执法当局对有关人员进行犯罪评估，调查案外人是否是或者在什么程度上犯罪的必要性描述是被允许的。

最高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所确定的裁判要点对人民法院审理类似案件、作出裁判具有指导作用，即在根据法律、有关司法解释作出裁判的同时，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可以参照指导案例，并可以将其作为裁判文书的说理依据加以引用。依照我国相关规定，既决判决书中所认定的事实对于后判案件具有推定的效力。[19]并出现了陈金权遂邀约胡刚（已判刑）带人前去帮忙、陈金权告诉胡泽模等人，杨建权在里面屋，并叫胡泽模等人杀死他等语句，其措辞方式超过了认定犯罪事实所需的必要限度即直接认定陈金权为共同犯罪的主犯。但德国国内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在凯瑞蒙案中对禁止公权机构审前预断所发表的法律意见及判断思路，对于我国理解及判断前案裁判对后案审理形成预断的内涵、明确可能产生的影响与能够采取的防范措施、探索禁止审前预断的制度保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联邦宪法法院认为，虽然凯瑞蒙没有否定地方法院对G、E、T所作出的判决，但他并非此案当事人，却对该诉讼提起上诉是不适格的。同时，根据以往判例欧洲人权法院主张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无罪推定权，真正落实《公约》第6条第2款，应将禁止审前预断的规制对象扩大至所有的公权力机关。

故其（陈金权）辩解辩护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德国地方法院：判决书对另案处理的人罪行作了描述 在德国地方法院的审理过程中，G和E、T对主要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但对凯瑞蒙是否为整个犯罪集团的首脑出现了分歧：G坚称他独自决定捐赠资金如何在土耳其使用，无需征求任何人批准。

同时，刑事诉讼法第227条规定：剥夺或限制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等违反法律规定诉讼程序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撤消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因此2名法官认为，判决书只能有客观陈述，而不能有主观评价。参见于天敏、孙长永等：《公诉转自诉案件检察机关该如何进行监督》，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8期，第33页。同时，根据两个同案被告的描述，非官方会计系统的实践也证明了凯瑞蒙控制了整个犯罪机构。长达32页的判决书中多次提及凯瑞蒙，主要集中于案件事实证据类型和评估、对指控罪行的法律适用，定罪及量刑部分，对案外人凯瑞蒙的相关描述一览无遗。被告E与被告T在审判阶段的供述过程中和在以前的警察讯问阶段都曾表示，G成为管理层且配合凯瑞蒙做出决定。

即是描述还是预断？如果仅是描述，且这种描述是庭审的必要，且影响并没超出本案起诉和审理的范围，有些主观性因素的参考是允许的。而这一切最终有赖于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推动

因而，从一开始，社会就存在身份差异。古希腊是西方文明史的起源时期，它型塑了西方文明的整体框架、思维模式和观念体系。

摘要:  身份串联起古代社会的核心制度和主导观念，但却因其固有的内在身份悖论而经历了一个从积极公民的理想渐渐破灭直至最坏的过程，沦为身份专制与义务强迫，颠覆了人与共同体因义务伦理而生的休戚与共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封建主义产权实际上是有条件地转让土地使用权以换取军事服务[41]。

殊不知，在道德的路上，现代人渐行渐远，而一步步地陷入为自己精心编织的牢笼（韦伯语）中。概言之，在古代社会，身份与制度是同构的，即所谓身份制。现代人不能简单地将古代的传统移植到现代，如果贸然为之，其结果就是基于对时代精神而建立的各种自由制度可以存活下来，但恢复起来的古代人的大厦却崩溃了。相比较庞大的人口数量，公民范围相对狭小，这就造就了公民的特权身份，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各个阶层之间的对抗。

[47] 这种路径是最为普遍的，如古希腊的公民身份、古罗马早期的公民身份、古罗马的贵族、中世纪的部分领主等。（三）古希腊身份政治的义务伦理 应该说，古典身份传统自始承载着一种伦理：在身份制下，身份不仅意味着权利（权力），也意味着义务和责任。

就像荷马所指责的的那种人：‘无族、无法、无家之人，这种人是卑贱的，具有这种本性的人乃是好战之人，这种人就仿佛是棋盘中的孤子。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

处于风雨飘摇期的古希腊，开始了一系列的思考：智者学派的出现正是契合了这一现实的需要，其对于个人欲望的鼓吹首开先河。贵族是骑马作战的武士、领地的占有者和统治者，是一个世袭的自我封闭的特权等级。

奴隶制的存在将手工业委托给带镣铐的人，从而让自由人得以有闲暇关注政治生活。但对人的价值发现，并非我们所惯常理解的个体意义上的个人价值，而是在人作为城邦公民的身份基础上的人的价值。[43]实际上，封建制度下的封建主并不具有宗法身份，相反，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制度是一种纯粹的封建主个人专制。因此，古代社会身份制下没有个人观念。

[24] [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盛葵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6-37页。就此而言，古希腊是身份传统的发端。

公民不但不能分享利益，反而要为战争承担代价，生活日益穷困潦倒——贫富差距的分化最终导致公民臣民化，社会资源日益聚合至贵族，而公民对此无可置喙。这里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身份从理想渐渐沦为最坏，义务公民与共同体的休戚与共渐渐沦为了特权与专制的代名词？究其缘由，是由于作为古代社会的基本维系机制的身份，是一种封闭的身份制。

[1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55] 参见赵汀阳：《每个人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页。